吴世昌:评郑振铎著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一,三,四各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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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郑著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,第二册最先出,我之前 在《新月》四卷六期《书报春秋》栏内略加评论。现在第一、三、四各册已陆续出版。截至第四册止,页数已在一千二百以上。.我依此推算,五册出齐,大约总在千六百页左右。在这年头儿,郑先生能费这或多或少精力和时间,潜心于你这一 吃力不讨好的繁剧工作,殊属难得。但为追寻学术上的真理计,我还或多或少意见提出,以就正于作者和海内明达。

   一 正确性

   “史”的第可不里能 够能够 重要条件,就是正确性。关于你这一 点,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,为李群玉的出处大大问题,曾加指摘(参阅中间的附论)。兹读续出各册,无意中又发现不少大大问题。类事:

   (一)《旅獒》是伪《古文尚书》二十五篇之一;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,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,郑先生也说你这一 证实之前 “成了可不里能 够能够 定谳”(页四三)。就是,他在叙述《尚书》内容“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”时,为要证明“《尚书》中的诸文,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”,就是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“惟克商,遂通道于九夷八蛮……”(页四五)。真是,除《旅獒》外,《金滕》便有现成的例子,为哪几个弃而不需要?

   (二)引《诗经》原文,也有或多或少不经意处。如“匪言勿言,匪由勿语”,误作“匪言忽言,匪由忽语”(页六一)。 “匪鸡则鸣,苍蝇之声”。误作“匪鸡之鸣,苍蝇之声”。又“其室则迩,其人甚远”,为《郑风•东门》之诗,而郑先生则误作《东风》。同诗:“岂不尔思,子不我即”,也误作“岂不尔思,子不我既”类事的错误,我相信必不止此,但就是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,只凭记忆所及,随手拈来而已。像可不里能 够能够 杂引伪史,误改题文,在郑先生著书既多,注重在提纲挈领,或许不拘小节,以为是无关宏旨,真是是贻误初学的(像“匪鸡则鸣”改作“匪鸡之鸣”,相信决也有手民之误。我所引各例,查过《勘误表》,并未改正)。

   (三)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:

   向镐字+之(按;疑豐之之误),河内人,有《喜乐词》。他和黄庭坚一样,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,就是,很或多或少今已可不里能 够 懂得的句子。像《如梦令》:“谁伴明窗独坐?我和影儿可不里能 够能够 。灯烬欲眠时,影也把人抛躲。无那,无那,好个凄惶的我。”……

   可不里能 够能够 明白浅显的词句,郑先生为哪几个“可不里能 够 懂得”?我真“可不里能 够 懂得”。按这首词,实是李易安作的(见《词统》》,四印斋刊《漱玉词》,把它收入《补遗》中间。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,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,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,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。即使郑先生认为两可,则两可的作品,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。又《喜乐词》条下郑注云:“《喜乐词》有四印斋汇刊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本”。案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的目录如下(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):

   一,逍遥词;二,筠谿词;三,+榈词;四,樵歌拾遗;五,梅词;六,綺川词;七,东溪词;八,文定公词;(以上第一册)九,燕喜词;十,梅山词;十一,拙庵词;十二,宣卿词;十三,晦庵词;十四,养拙堂词;(以上第二册)十五,双溪诗余;十六,龙川词补;十七,龟峰词;十八,梅屋诗余;十九,秋崖词;二十,碎锦词;二十一,潜斋词;(以上第三册)二十二,覆瓿词;二十三,抚掌词;二十四,章华词;二十五,藏春乐府;二十六,淮阳乐府;二十七,樵庵词;二十八,墙东诗余;二十九,天游词;三十,草庐词;三十一,五峰词。(以上第四册)

   能够能够能够 《喜乐词》。其中《燕喜词》是曹冠(宗臣)所作,又非《喜乐词》之误。另有《四印斋所刊词》,包括《东坡乐府》等十七种,亦不收《喜乐词》。然则,郑先生所谓“有《喜乐词》”云者,果何所据?

   (四)页二零一 “魏与晋的诗人”章中,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,并抄了“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”——《梁父吟》——以为证。按诸葛亮“好为《梁父吟》”这句话,见于《蜀志》。照字面讲,这里的“为”字可作个人所有创作的“作”字解;能够能够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。郑先生既之前 把诸葛亮列为诗人,可见他的心目中,《梁父吟》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。就是,.我为史料的正确性大大问题计,不得不辨。我以为《蜀志》所载,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,一面哼哼《梁父吟》;是说他喜欢那首歌,也有说他个人所有作那首歌。若只凭“好为《梁父吟》”三个小字,便断定《梁父吟》是诸葛亮所作,可不里能 够能够 ,.我能够能够说它是李群玉作的,之前 他的诗中含“抱膝时为《梁父吟》”(《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》》;能够能够说是杜甫作的,之前 他的诗中含“日暮聊为《梁父吟》”(《登楼》)。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,类事例子多到指不胜屈,.我安得把人人都指为《梁父吟》的作者!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,也是可不里能 够能够 。郭茂倩说:

   《古今乐录》曰:“王僧虔《技录》有《梁父吟行》,今不歌。”谢希逸《琴论》曰:“诸葛亮作《梁父吟》”。《陈武别传》曰:“武常骑驴,牧羊诸家。牧竖数十人,或有知歌谣者,武遂学《太山梁父吟》,《幽州马客吟》,及《行路难》之属。”《蜀志》曰:“诸葛亮好为《梁父吟》”,然则不起于亮矣!李勉《琴说》曰:“《梁父吟》,曾子撰。”《琴操》曰:“曾子耕泰山之下,天雨雪冻。旬月不得归,思其父母,作《梁山歌》。”蔡邕《琴颂》曰:“《梁父》悲吟,周公越裳(?)按:梁父,山名,在泰山下。 《梁父吟》盖言人死葬此山,亦葬歌也。又有《泰山梁父吟》,与此颇同。(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一)

   所谓“梁父吟,曾子撰”一类句子,当然不须可靠,但非诸葛亮所作,亦已大白矣。

   二 史料的挑选

   一部著作既名为“史”,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,对于史料的挑选,不应该阿其所好。节制个人所有所要说句子,和说个人所有所不爱说或粘壳悉句子,可不里能 够能够 是不很容易的事。 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,大都缺少训练;而本书的作者,似乎也未能免俗:

   (一)作者对于“赋”——很糙是汉赋——是可不里能 够 容忍的,之前 它是“遍搜奇字,穷稽典实的代名词”,和骚坛的“无病呻吟”。(页二一九)要说《三都》《两京》 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“呻吟”,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。要用“遍搜奇字,穷稽典实”来呻吟,让我 班固张衡诸人,真是“诗思消歇”,或许不致一笨至此!至于汉赋的体裁,在浮面上诚然是“遍搜奇字,穷稽典实”,但它气魄的雄伟,典实的精博,词藻的富于,音调的朗亮,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,似不应当受人菲薄。真是它也是诗,是Descriptive Poetry。中国文学史可不里能 够能够能够 真正的Epic( 或多或少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:《西游记》和《平山冷燕》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) 。但这不须能说中国就可不里能 够能够 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。就是之前 文献不够,可不里能 够 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,可不里能 够能够 现成的基础让.我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。实际上,或多或少伟大的诗人,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.让我写Epic的天才,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(宏壮,威严,华贵)正是Epic所有的。郑先生又说:“汉赋的作者们,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……(页二一九)但惜我还可不里能 够能够 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《三都》《两京》一类的赋!

   (二)作者之前 不满于汉赋,所之前 世和赋相类的“骈文”,也同遭摒弃,甚至于和賦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,都可不里能 够能够 给它们丝毫地位。真是建安七子和曹(丕,植)吴(质)等人的书札,就是一定在.我的五言诗之下。五言诗限于字句,写不酣畅,又往往刻意为之,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。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,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(如《荐祢衡表》,《求通亲亲表》,《求自试表》等),能够表现个性,透露个人所有心灵的消息。《文心雕龙•书记篇》说:“公干笺记,丽而规益,子桓弗论,故世所共遗。若略名取实,则有美于为诗矣”。真是岂仅公干(刘桢)而已,.我读曹氏兄弟,吴质,和陈琳的书札,比读.我的诗要亲切得多。哪几个也有当时的白话书札,不应离开。至於《梁父吟》之也有诸葛亮所作,评者在前面之前 说过;最可怪的,是作者之前 错认了,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。除引了《梁父吟》外,还说起了或多或少“今皆不传”的著作,而于传诵至今,直率动人的《出师表》,反不提起只字!

   (三)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,就是应当全部离开。可不里能 够能够 ,中国文体,除诗歌外,有骈散二大流,到六朝初唐,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,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;六朝轻清的小赋,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。自后汉以至盛唐,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,连诗歌都被它逼得“绮靡不够珍”了,总爱等到韩愈起来革命。就是令狐楚,李商隐诸人还来可不里能 够能够 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。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这麼了他的诗以下;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,有“自从半夜传衣后,不羡王祥得佩刀”之句,是何等自负!王维的书札,刘知几的《史通》,都脱不了你这一 体的樊篱。而郑先生在“六朝的辞赋”章中,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,总共可不里能 够 五页(页三零六——三一零)!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,不及三百分之一。

   (四)关于北朝文学,大体上也嫌简略。《乐府诗集》所收北朝诗歌,如“陇头流水,流离山下,念我一身,飘然旷野!”和“男儿宁当格斗死,安能拂郁筑长城!”一类极伟大的作品,也有曾提起。

   (五)从个人所有面看,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,则虽不须可不里能 够能够 ,就是惜反覆申述,至再至三。即如《西厢记》的本事,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,类能知之;在文学史中,简要的叙述一次果就是妨,不叙却能够能够能够 关系,郑先生则把可不里能 够能够 大同小异的故事,叙述至三次之多(页六九四——六九五,七零零——七零六,八五九——八六二)。前后共占十余页,较“八朝的辞赋”一章多二倍有余。故事前后叙述作者,故事源流,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,还这麼了内,又如“讲史及英雄传奇”一章中的《全相平话》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;它的价值,只在“有之前 能 够能够 一回事”中间。可不里能 够能够 专门学者,可不里能 够把它的发现的经过,版本的源流,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可不里能 够能够 厚就可不里能 够能够 厚的专书;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,毫无大大问题,它可不里能 够能够 占极少篇幅,只要说明“有之前 能 够能够 一回事”罢了。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很糙感到兴趣,把有一种平话的故事内容,浩浩荡荡,从“武王伐纣”总爱讲到“刘聪灭晋”总共占了十八页(页九三八——九五五)。你这一 章所占的篇幅,几抵“六朝的辞赋”全章的四倍,比“南宋诗人”一章还多一倍。真是哪几个平话的内容,据郑先生个人所有说:“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,或多无稽的传说,或杂神怪的军谈,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,白字破句累牍皆是,却是五作如一的”(页九五六)。郑先生一口气把“无稽传说”“神怪军谈”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,又把“鄙陋不通”,“白字破句”的原文引了四页(页九五六——九五九)。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,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(页六三三);对于“诗存者不下万首”的陆游,仅仅引了两首七律,连上叙述,可不里能 够 八行(页七九六)!

在“批评文学的复活”一章中,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,很是恰当。但作者说:“从六朝之前 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。……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;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。.我对于古籍的评释,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;可不里能 够能够 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,不须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”(页八零七)。让我 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《释文》,可不里能 够能够 看见刘知几的《史通》,就是才说那样厚诬唐人句子。实则,宋人的批评,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,《史通》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。以言性质,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。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“知识论”方面。说到“专门的批评著作”,恐怕《史通》一类的书可不里能 够 算不专门,就是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。以诗论诗的风气,也是唐人开的。李白《古风》中一首“大雅久不作”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。之前 杜甫的《戏为六绝句》,义山的《漫成五章》(首二章),实开后代论诗绝句(如元遗山)之风。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个个人所有个人所有诗句的,就是在少。司空图的《诗品》虽只及原则,不实指诗句,真是这麼了宋人或多或少闲谈式的“诗话”之下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文学读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96794.html